2014年5月29日，本报曾专题报道过热心老年公益事业的林宜宝老人，帮助相濡以沫六十载、刚刚病逝的爱人邱惠端实现遗体捐献的感人故事，他们也成为罗源县第一对夫妻遗体捐献志愿者。

　　今天，老人满怀深情回忆往事，叙写与妻子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在他娓娓流淌的朴实言语中，再次呈现人世的真情与大爱，令人动容。

　　老伴邱惠端离开人世已有一个多月了，然而她的身影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，泪水也不时盈满眼眶，令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，记录下难忘的往事，以寄托哀思。

　　500斤谷子订下美满姻缘

　　我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，由于家穷更爱读书，可是，我只读了五年小学就被迫辍学了。失学后我坚持勤奋练写毛笔字、练习珠算。由于勤学，我年纪虽小，但毛笔字和珠算都在邻里享有声誉。有一家鱼牙店老板见我珠算好，便聘我“坐柜台(交易鱼货时负责结算，并收取货款)”，我高兴万分，要知道能担任这项工作的都享有“铁算盘(既快又准)”之称。记得1949年春，我17岁，有一家邻居结婚，请我去写楹联。书写时，我岳父见我毛笔字写得好，又联想我在鱼牙店“坐柜台”时珠算打得那样好，再加上听到邻居说我许多勤劳、勤学的故事，便托媒婆到我家说亲。

　　在旧社会，女孩长到十二三岁，男孩长到十七八岁，双方父母便托媒说亲订婚，女到十七八岁，男到二十岁左右就要结婚。当时订婚是要钱的，因物价暴涨，钞票贬值不能用，一切交易都是以谷子计算。订婚时，男女双方要门风相对，女家向男家要谷子看其家庭经济情况而定，家境好的1岁要200斤谷子，家境差的至少也要100斤谷子。她父亲捕鱼技术较高，收入多，家里只有五口人，日子还过得去，可我父亲捕鱼技术低收入少，全家七口人，加上爷爷奶奶逝世后，分家时分有100块银元的高利贷要还，日子很艰难。当媒婆来“说亲”时，我母亲说：“我家这么穷，哪有条件给儿子订亲啊。”媒婆说：“女家父母不嫌你家穷，看重的是你的儿子，订婚给多少谷子随意。”那一年她13岁，订亲不说1岁200斤谷子，就是按1岁100斤谷子计算，也得1300斤谷子，我家也付不起。因此，我父母再三婉辞，可是她父母却三番四次托媒来“说亲”。我父母亲商量后对媒婆说：“女家既然这样有意，那就订婚吧。不过，女家的家境这么好，订婚谷子不说1岁200斤，至少也得1岁100斤，但现在我家拿得出的只有500斤，怎么办?”过后媒婆来传话说：“女家父母听说同意订婚很高兴，他们看重的是你家儿子的人品，不是谷子。”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　　解放后通过开展婚姻法宣传，反对包办婚姻、反对买卖婚姻、提倡婚姻自主的思想已深入人心。1950年春节，双方父母担心我俩的婚事不认账，便安排我与她面谈。一天傍晚，我俩在家乡海岸畔岩石上见面，头次见面双方都很怕羞，还是我先问她：“你对我有没有意见(“意见”这个词是解放后刚学的，意思是满意不满意)?”她摇摇头笑着说：“没意见。”接着也问我，“你对我有没有意见?”说实话，我当时找对象的条件一是要贤惠(勤俭)，二是长得好看。贤惠，没有结婚，怎么知道，不好说，长得怎么样倒是可以看出来。当时她虽然才14岁，长得却很俊秀。我情不自禁也摇摇头说：“没意见。”双方就这样确认了父母所订立的婚约。在约会之前，我了解到：她八九岁时，父母要她上小学。当时，女孩子极少上学，她见邻居都没有女孩子上学，没有人做伴，害羞不敢去。这次借会面的机会，我向她提出要求，要她上学，为了“客气”，便说：“建议(这个词也是解放后学的)，你要去上学。”她听后笑着说：“八九岁时，我父母要我上学，我却坚决不去，现在都已14岁了，还得跟这些孩子一起上学真不好意思。”接着，她又说：“既然你说了要我去上学，那我春节过后就去报名。”她尊重我的要求愿意上学的表态，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。再者她已14岁了，还愿意跟八九岁的小孩子同班上学，有这样的勇气，我很钦佩。

　　从此，我的心里便深深地播下了对她爱慕的种子。

　　“永远和你一起跟党走”

　　1954年，我被调到罗源工作，她听说因工作调动要分开而流了不少眼泪，并坚决要随我到罗源来上学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也舍不得离开她。于是，她便随我到罗源来，在实验小学上学。第二年，她18岁小学毕业，我俩就在罗源机关结婚。婚后不久，她怀了孕，只好回到家乡连江县晓峰村分娩。1959年，孩子脱了手，她又来到罗源，在福利公司当临时服务员。1960年，我被下放到重灾区中房区(现罗源县中房镇)工作，她也跟着到中房区，在区农具厂、林业站和茶业站等单位当临时员，直至1964年8月。在这四年多的重灾区工作中，她经受了困难的考验，跟灾区人民同艰共苦，为摆脱贫困奋力拼搏。虽然是临时员，但她工作很认真负责，服务态度很好，深得群众好评。在我的影响下，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，并下决心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积极创造条件，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64年8月，县委组织部要招收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分子参加社教工作。她通过考试，体检合格后便被吸收参加社教工作，先到连江县后又到福清县。1966年4月她从福清县给我写信说，她申请入党的要求被社教工作队党支部通过，已在填写申请入党表格。正在我替她高兴之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袭来，社教工作团撤走了，她的入党申请也被搁置起来了。

　　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三番五次无辜遭受审查、游斗，处境非常险恶。事实很清楚，那时候有一些人明明知道我没问题却利用权力，无中生有，捏造事实，故意要置我于死地。我担心连累她，对她说：“那些人不将我置于死地是不会罢休的，我不忍心让你跟着我受牵连。”她听懂我的意思，坚决地对我说：“我永远和你一起跟党走，决不会离开你!”

　　患难见赤诚，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及随后的艰难岁月，她都跟我一起同艰苦共患难，没有半句怨言。2002年春节，我跟子女提出要把遗体和器官捐献给社会，子女坚决不同意，不肯签字(一于心不忍，二有社会压力)，争论三个月仍然没有结果。这时候，她对子女说：“做什么事，不能只为自己着想。你爸的意见是对的，捐献遗体可以提高医学教学水平，捐献器官可以治病救人，这对社会有利，我的遗体和器官也要捐给社会。”我的子女都是受过教育的，都懂得道理，他们见父母都这样坚决为国家为社会捐献遗体和器官，也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，只好签字了。

　　竭尽全力助我奉献社会

　　1989年3月，我身患胃贲门粘液腺癌，术后要化疗。在两年半的化疗期间，我坚持边化疗边工作。她了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与恶病抗争的心思，在生活上，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，让我更好地为党工作;在行动上从无蛮横干扰。1993年8月，我退休后，继续奉献余热，竭力为社会服务，她也一如既往支持我工作。从2004年起，为了缓解镇老年学校办学经费缺乏的困难，我走向社会募捐，经常误过烧饭煮菜时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虽然身患冠心病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多种疾病，仍带病料理烧饭煮菜等家务，竭力支持我，没有责怪我。2008年以后，她的病情恶化，行动不方便，连自己洗澡、洗脚和出门行走等都不能自理，得靠我帮助。但她见我有时为募捐工作迟迟未回，仍坚持帮助烧饭煮菜，不过这时候她经常把饭菜都煮焦了，却依然欢欢喜喜，没有怪我不顾家。

　　最近几年，她晚上怕寂寞最好要我陪着她，但有时老年学校有事我得去，她只是说你要早些回来，没有阻拦，自己默默地忍受寂寞的痛苦。二十多年来，我能够竭力为老年学校服务，能够为党的事业奉献余热，这与我的贤内助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无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

　　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党组织，但她对党却无限忠诚。六十多年来，她跟我一起生活，从来不信鬼神，不烧香拜佛，只信马克思主义，确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。2011年4月18日早晨，她高兴地告诉我：“昨夜梦获批准入党喜醒。”我听后，追思往事，感慨万千，于是作了一首七绝赞扬她：“向阳花朵难移志，默默捐心几十春。实现追求丝似雪，盼来夜梦未成真。”

　　2014年5月16日23时30分，她永远离开了我，遵照她生前愿望，我将她的遗体捐给福建省医科大学。本来还要捐器官，因接收单位说，她身患这么多严重的疾病，而且年纪这么大了，捐献器官意义不大，从而只捐遗体。

　　六十多年来的朝夕相处，我对她的品行了如指掌，如今含着无限悲痛追思她的一生，我对她的评价是：“生平克己他人利，敢吃黄莲内助贤，甘作春蚕丝吐尽，遗躯捐献寸心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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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知道如何才能联系到这位老人？想把他们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。

感动了。谢谢好人